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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行行长潘功胜于近期释放“进一步谋划新的增量政策”信号后，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操作充满期待。
今年降准降息概率有多大？货币增量政策具体是哪些措施？央行又将如何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多位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上述热点问题，并表示：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面临一定的约束。
降准还有空间
当前，制造业PMI、物价、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仍在收缩，亟须货币政策发力，实施更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
在此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5日对于降准、降息的看法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邹澜表示，降准降息等政策调整还需要观察经济走势。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我们供给长期流动性的一项工具，与之相比，7天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是对应中短期流动性波动的工具，今年又增加了国债买卖工具。综合运用这些工具，目标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年初降准的政策效果还在持续显现，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的空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考虑到之前的几次降准中，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法人金融机构都没有降准，很可能意味着5%就是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限。这意味着还有2个百分点的降准空间。如果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的话，还能降准4次。
7月，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速降至6.3%，已连续三个月低于7%，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下降6.6%，新增人民币存款减少8000亿元，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负增长。
在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涛看来，其中固然有存款“挤水分”的因素，但更反映出存款正在加速流失。银行贷款也在迅速下滑，贷款下降反过来又会导致存款进一步下降，这将不可避免地对银行机构的流动性和信贷资源带来压力，亟须货币当局降准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刘涛认为，从降准的可能性来看，目前我国小型银行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已低至5%左右，短期内空间相对不大，但并不绝对意味着不能进一步下调；而中型银行、大型银行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6.5%、8.5%，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
关于降准时点，刘涛建议，三季度实施年内第二次降准，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为主。考虑到相关银行机构在我国银行业的存款占比达六成，如对其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预计可向市场释放流动性6000亿元以上。
王青则分析，考虑到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降准很可能安排在四季度，降准幅度将为0.5个百分点，释放资金1万亿元，主要是为了支持政府债券发行。
降息面临约束
全球货币政策动荡下，中国的降息空间备受关注。
总的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恢复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总量上，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贷款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结构上，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加大，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价格上，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下降。
在利率方面，今年以来，1年期和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累计下降了0.1和0.35个百分点，带动了平均贷款利率持续下行。
不过，邹澜强调，也要看到，受银行存款向资管产品分流的速度、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幅度等因素影响，存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还面临一定的约束。人民银行将密切观察政策效果，根据经济恢复情况、目标实现情况和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具体问题，合理把握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和节奏。
关于降息，刘涛建议，考虑到实际利率依然偏高，有必要进一步降息。美联储降息在即，也为我国降息打开了时间窗口。但从以往降息的效果和市场反应来看，建议减少高频但小幅的降息举措，集中有限的政策资源，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实行一次性50个基点左右的较大幅度降息。同时，考虑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将于今年底全部到期，建议明年初对相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可进一步追加新的额度，并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各0.5个百分点，以利于配合做好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文章。
谈及下一步的政策取向，央行副行长陆磊称，央行将继续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加快落实好已出台的政策举措，更加有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要着眼于总量、利率和结构。
在总量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银行增强贷款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目标相匹配。
在利率上，发挥好近期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的带动作用，以此推动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成本稳中有降。
在结构上，加大已有工具的实施力度，推动新设立工具落地生效，主要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标志。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正进入转型时刻，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思路，邹澜表示，央行将结合经济金融发展变化，以及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审慎评估，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
邹澜表示，要考虑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加快，金融市场日益发展，融资结构不断变化，这些都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经济的相关性下降。央行将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多将其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同时结合形势变化，研究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让货币统计更符合实际情况。
近期，央行进一步健全利率调控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利率引导能力。以7天回购操作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并以利率走廊工具作为辅助，同时将逆回购招标方式改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明示操作利率。
货币政策工具箱也进一步扩容。央行自8月起已开展国债买卖操作，并在月末发布了首个“国债买卖业务公告”，央行买卖国债主要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和流动性管理，既可买入也可卖出，并通过与其他工具灵活搭配，提升短中长期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中金公司研究部固定收益研究负责人陈健恒分析，未来回购工具将更多承担利率工具职能，包括LPR等利率或将更多参考7天逆回购利率，并弱化回购的数量工具职能；另一方面，央行或逐步纳入国债买卖工具来弥补数量工具的不足，由国债买卖和MLF共同承担流动性管理职能。虽然短期内MLF可能仍然承担着引导中长期利率的职能，但长期来看可能逐步淡化其政策利率色彩，而逐步过渡为数量型工具；同时以国债买卖工具作为辅助型数量工具和辅助型价格工具，通过不同期限的流动性管理来精细化影响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
邹澜还表示，央行将结合宏观形势和政策调控需要，创新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提升货币政策效率。
在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方面，邹澜强调，货币政策传导实际上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从央行到金融市场的传导，通过强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强金融机构自主理性定价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另一个是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需要着力打通堵点，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监管等政策的协同，促进供求平衡，支持经济政策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消费领域，提升对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变量的传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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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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